他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全国政协会徽和开国纪念邮票的设计，诗人艾青说他“走到哪里，摩登就到哪里”，他涉足多个艺术领域且成就卓著，无论漫画、年画、书法、壁画、宣传画、装饰画、水墨画、焦墨画还是工艺设计，更有人说他是“一部活的现当代中国美术史”……

　　他就是张仃。与其艺术成就同样丰富的是他的人生经历：抗战期间搞过文化救国的先锋运动，去过红色延安，读书时饿过肚皮，蹲过国民党监狱，延安时挨过整、文革时遭批判，饱尝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张仃现在88岁了。约访张仃先生真是一件难事，从去年十一月开始约，却一直未有大的进展。他的夫人灰娃女士说，张老因身患重病，必须悉心调理才行，医院的大夫对他的生活起居要求很严格，让张老不能再工作了，否则会妨碍身体的有效康复。而且，整个护理的过程非常复杂。由于年迈力衰，病症较为复杂。几年前，医生先是发现他脑子里长了一颗体积不小的瘤子，因考虑到其年纪，不敢贸然开刀切除，一直采用比较保守的疗法进行调养。前两年，他又出现了肾功能衰竭的症状，一共住了两次院，这一下可忙坏了灰娃女士。

　　与所有上了年纪的人一样，耄耋之年的张仃听力出现了大问题，若不戴助听器，几乎听不见别人说话。夫人特意给他买了一个价值几万元的高级助听器，可他对助听器没有任何兴趣。所以，很多前往探访的客人，通常都会遭遇沉默冷场的局面，不了解的人会尴尬。不过，时间长了，大家也就习以为常。

　　“清晨，我在郊野散步。在小树林中，可以听到各类鸟叫。当然我不是传说中的公冶长，我不懂鸟语，但是感到很好听，鸟鸣是很‘悦耳’的。”相对于人，张仃似乎更喜欢体验自然的雅趣。

　　为艺术差点丢了性命
　　“他这个人，除了艺术之外，什么都不在心里!生活自理能力极差。”夫人灰娃对记者说。他也是一个对政治远不如对艺术敏锐的艺术家，这让他在多次政治漩涡中吃了大亏。

　　幼年时，张仃便显现出了极高的艺术天赋，五岁时自学中国画，临摹了如《偷桃图》、《封侯挂印图》等一大批传统画作品，尤其是擅长画猴子，惟妙惟肖。这让私塾先生的父亲很高兴，把他送往北平求学，并不奢望出什么大成绩，只希望他将来能有一口饭吃。

　　可9·18事变发生后，日本人占领了热河，父亲失业，还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读书的张仃，因失去了经济来源，生活异常拮据。内忧外患，使得他很不习惯呆在学校过着成天勾工笔、画仕女的安静生活。他开始喜欢上了鲁迅的作品，一本《伪自由书》常放在身边，到现在他还认为“鲁迅的文字最好，我每天读”。

　　为了表达对国民政府的不满，他创作了一大批抨击时弊的漫画，如《有吏夜捉人》、《焚书坑儒》，发表在一些进步刊物上，颇得读者喜欢。除此之外，他还串联学生，参加各种抗日救国组织，是当时颇为“前卫”的自由艺术家。

　　他的政治立场与行为触怒了国民党当局，1934年夏天，他因筹建左翼美术联盟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先押往南京，但念他“年幼无知”，只让他在“苏州反省院”“反省”三年，最后也只让他呆了半年，这是他第一次因为艺术成为了“政治犯”。

　　从“苏州反省院”出来后，张仃回北京呆了几个月，又去了上海，因为上海当时有很多进步的漫画刊物。

　　在上海的两年里，张仃主要创作一些时事性的讽刺漫画。为了让作品的“时事性”更强，他每天晚上都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时政新闻。他用超乎想象的扭曲、变形的漫画作品，讽刺时局的荒诞、残暴及政府的无能。

　　后来去了延安，在“鲁艺”执教，张仃用自己擅长的漫画“变形”手法，给二三十位延安的知识分子，每人画了一幅变形的肖像，丁玲、艾青、华君武、萧军都纷纷成为了他笔下的“变形金刚”。可万万没想到，这却招致部分人的反感，“鲁艺”还专门开会批评了他，理由是“丑化了革命同志”。据说，在变形画里，张仃把萧军画得像一个土匪，把刘白羽画得像一只兔子。

　　1943年7月，康生在延安发起了一场“抢救运动”，查混进延安的国民党“特务”，搞得沸沸扬扬，人心惶惶。为了查出“特务”，威逼利诱，很多人实在吃不消了，便违心地主动承认自己是“特务”。比如诗人郭小川，为了免受连番的审查之苦，有一天就“坦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