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方舟（以下简称贾）：这么多年了，虽然见得很少，但是一直关注着你的动向、你的作品。

谷文达（以下简称谷）：我听说你搞了一阵女性艺术？

贾：那是98年我策划过一次大型展览，叫做“世纪·女性艺术展”，邀请了许多国内、港台及海外的女性艺术家参加，规模很大。所以人们都以为我就是搞女性艺术，其实不是这样，自那以后，我只是一般地关注。

谷：其实女权主义在西方也发生了演变，与七、八十年代有所不同，现在“女权主义”在西方几乎不提了，现在的看法是，女性毕竟还是女性，从生理上不可能代替男性，女性有自己的特点同时也有其固有的制约。所以早期的“女权主义”运动的极端态度对其本身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它过分地夸大了革命性的效应而忽视了男女从生理和心理上的演变是一个在自然界中缓慢而长期的过程。就中国而言，西方的“女权主义”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历史与人文，社会与政治，因为中国人的性格不是扩张型、侵略型的 ，极端的“主义”对中国来说不能够适应。

贾：我曾经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你的作品《自然死亡2000例》作过分析。

谷：那是人体材料的第一个作品。说起这个作品还有一个笑话，在纽约的一个女子大学开设了一个新的课程，课程包括了很多著名的美国女艺术家作品，比如KK史密斯、珍妮·豪斯、芭芭拉·库帕等等，把她们的作品集中在一起作为一堂课，自然这个课程就带有明显的有关女性艺术家，女性主题等等，从当时大众的眼光来看它一定带有女权思想的倾向了。他们也希望我能够参与，给我发了信希望我提供一些作品的幻灯片给他们，我想他们误以为我是女性艺术家了，因为我的作品使用了月经血和胎盘粉，我也没有说明我是男性，就把幻灯片寄给他们了。一年后他们给我回馈说这个课程很成功，这时我才告诉他们我是个男性艺术家。这里告诉大家一个道理，任何“主义”在伸张的同时也带着偏见和误解。

贾：其实我认为他们并没有完全理解你的作品，我对《自然死亡2000例》的理解是女性的每一次经期都是一个自然死亡的例证，因为卵子没有成为生命，而没有成为生命的原因就是没有男性的参与。这实际上是一个颠覆女权思想的作品。

谷：对，我所说的“自然死亡”就是人为的避孕，就是这个过程。这件作品是一直有争议的，我本来是要把这个作品和那件胎盘的作品拿到北京做展览的，现在正在考量，我觉得国内现在的开放程度应该可以采纳了，希望能够在北京把这个展览做起来。

贾：这个作品还在你的手里吗？

谷：是的。

贾：《美术》杂志曾经发表过，恐怕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材料制作的，如果知道的话可能就不会发了，呵呵。

谷：是啊，是比较麻烦。其实在西方美术馆这件作品我没有可能做一个个展，而仅仅在旧金山和纽约的商业画廊举行过个展。唯一的一次是参加香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美术馆展览的是张颂仁和栗宪庭策划的最早的大型中国当代艺术巡回展，如果是一个个展就很难通过。因为这件作品，我的专业生涯中大概有两三年停顿下来了，博物馆的策展人都不愿意接触这个作品，顾虑其产生激烈的负面反应和影响。

贾：你最早使用人体材料做作品是不是就是从这件作品开始的？

谷：是的，这个作品做了很多年，是从89年开始的，我从87年的时候，做文字就告一段落了，我觉得文字解释不了宇宙的万物，我想转到一个物质世界，我感觉文字对物质的解释是人的主观解释，我想把它回归到物质本身，所以就开始研究。我曾经做过一个草的装置，将新鲜的草，干枯的草和烧焦的草在同样的“草”的物质在不同的状态下比较地体现出来。我做了一些这样的作品，还有一件很大的丙烯的装置，有液态的丙烯、干的丙烯和烧焦的丙烯，就是同样的物质的几个不同的状态，到最后发现，做人体材料是最根本的，所以就开始了人体材料的研究。

贾：从人之外的自然物质转换到人本身的自然物质。

谷：是的。还有一点，当时大家都在讨论，这个千禧年实际上是一个生物时代，很多科学家都预测生物时代是科学研究的最终科学，把人作为科学的实验场，包括基因的研究，塑造一个人造人，这可能是最后的一场科学研究。

贾：是的，86年西安的那个“中国画传统问题讨论会”就专门请来了一个遗传工程学的专家，他曾经就谈过有关遗传基因工程的问题。

谷：现在在西方特别是美国，最聪明的学生就是集中在生物工程领域，我曾经看过一个媒体对比尔·盖茨的采访，问到他下一个能顶替他的首富是谁，他说一定是从医学或生物工程学领域产生出来的，他的意思是说，电脑只是一个工具，未来真正的科学研究一定是集中在生物领域。美国大学的生物工程学集中了最智慧的学生。

贾：对，那是21世纪世界的领先科学。

谷：是的，未来战争很可能也会从生物实验当中生产士兵，哈哈..所以当时我就感觉到，我用人体材料做作品是与科学有关系的，当然我是从文化的角度阐释。我还做过一个胎盘的作品，胎盘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因为可以作为补品来吃的。我做这个作品是把社会、文化的问题放在一起，那时候是通过产育院寻找到了四种胎盘，一个是打胎的，一个是残废的，一个是死婴，一个是正常的。他有在政治、文化上的一个阐述，在西方变成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当时高铭潞在美国一个博物馆策划了一个展览，博物馆为了能够解释争议的问题，专门找出《本草纲目》来证明胎盘在中国自古以来是一种营养补药，这样可以淡化一些政治和社会学的问题。

贾：那么这件作品是怎样呈现的呢？

谷：我大概在不同的博物馆做过8个版本，其中最有争议一件是这样的，有4个巨大的铁床，床单上撒了胎盘粉，打开床的时候是没有的，就是白床单，上面挂了一个床单，床单上有处女血和精液，也就是第一次性生活的痕迹，而下面也就是结果了。原来还有一件是没有做成粉的胎盘，上面还有血管什么的，是原状的。处女血的作品有两个问题比较有争议，我在做那个作品的时候对美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并不了解，那时候刚刚到美国。而我做这个作品正好在那个时期，美国女性艺术家使用月经血材料都是用自己的，她们有这个权利，会少受争议。而我用的是16个国家60个妇女的，从数量和文化考量上都有所不同。另外，她们每个人还给我寄来她们的经历、诗歌等等，就是不同文化对这个的看法，从宗教、艾滋、性、女权等各个方面探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是个男性，如果我是女性可能争议就会小一些。这两点引起了一些争议。以致于展览的时候两方面的观众互相争论，两个留言簿上面全都是写满的，就是互相争论，有说这是最好的展览，有的说是最差的展览，到温哥华市立美术馆展览的时候议员也参与了抗议，在悉尼的澳大利亚当代美术馆展览的时候，这件作品导致这个展馆的两个赞助人，停止经济赞助一年。那还不是一个我单独的个展，只是在一个中国艺术的群展里面展示，而且是放在最后一个房间。在西雅图展览的时候，展馆门口放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希望家长们不要带孩子进去参观此展示厅”。这个作品我希望有机会能够在北京展示一下。最近我想出一本书，我这里有很多妇女写的文章，里面有很多争议的观点。

贾：是不是还有一件在波兰的作品是比较有争议的？

谷：那是《联合国》跨国系列中的一件纪念碑性的作品，《联合国》还在持续进行着，最后几件是去年完成的为康乃尔大学和达特茅斯大学美术馆的三个《联合国》人发装置。在《联合国》的十几年的创作过程中， 她凝聚了大概从五大洲许多国家民族400多万人口的头发，她洋洋大观的壮举，这不是画人，而是实在的人体材料铸成的艺术，她是史无前例的。

在波兰展示的是“联合国”第一件作品，那是92年，当时实际上是一个意外，在波兰历史博物馆的大堂和走廊中都是我的作品，开幕的时候有几个波兰老太太都哭了，然后才发现这个城市有一个最大的犹太人的墓地，我的作品让他们联想到二战的时候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经历。因为当时观众的反应太强烈，该博物馆的馆长被迫将我的波兰人发的作品在24小时内撤离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