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有20年历史了，无论是国家的发展还是个人的生活，都在这20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很喜欢把建国之初到70年代称为集体主义的时代，即一种集体主义的理想主义的价值观支配着个人行为，个人的价值服从于集体的利益，当然，集体的概念也不是空泛的，它实际上体现为一种权势的支配力，个人与权势的冲突以个人价值的毁灭为代价。在那个时代，个人被溶解在集体之中，权势的意志形成强制性的公共话语，个人只是集体的符号，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拿一样的工资，吃一样的伙食……艺术创作当然更无个人的天地，它体现的是政治的需要和长官的意志。政治口号与标语是最典型的公共话语，从文学到艺术都是对这种公共话语的形象转换。艺术家的任务就是实现这种转换，个人的意志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价值，也就是说，根本谈不上个人的艺术表现。

　    改革开放之初，亦即新时期初期，对文化专制主义的批判首先体现在人性的解放，艺术上的反应就是“表现自我”。“表现自我”的实质是艺术自由、人的自由。在社会对人的控制出现松动的情况下，人的自由发展就会前进一步。在8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是艺术创作相对自由、艺术选择相对多元的时期。在此之前，是专制的文化制度对人的有形控制，随着文革结束，文化专制主义制度逐渐解体，创作自由与批评自由成为当时文艺界最响亮的口号。批判现实主义、乡土现实主义、唯美的形式主义、装饰主义和风情化的原始主义是当时主流的绘画风格，这些风格虽然大多是在写实的、学院的范围内，却是从当时的现实中产生的，具有更多原创的品格，更为重要的是，这是艺术家在思想解放过程中的一种自我选择的结果。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个有形控制的公共话语与无形控制的公共话语之间的真空时期。真正的公共话语是人在进行公共交往的过程中所采用的通用性语言，就像说话的口音一样，越是封闭的文化，越会形成与外界无法交流的“口音”，因此大多种口音之间必须有一种“普通话”作为公共话语人们才可能进行交流。在传统社会，人们一般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往过程中，在自然状态下形成某种惯例、礼仪和规范；在现代社会，人们的交往方式越来越受技术与信息手段的支配，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隐性的公共话语。即信息社会中的公共文化的话语形式。在80年代初，中国社会仍处于前工业化时期，人们的交往方式还处于一种原始的或自然的状态。比如，人们探亲访友的方式如同在邻右舍的串门，不论多远的路程都是直接上门拜访，如主人不在，只有打道回府，耽误半天时间也属正常。而在今天，则首先要电话预约，经主人首肯才能前往。这种交往方式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与效率，改变了时空观念，而且也逐渐成为一种社会礼仪，电话预约意味着一种人际关系的提升。更为重要的是，现代信息手段在人的社会交往中也逐渐成为支配人的行为的潜在话语。现代传播手段和交通工具缩小了交往空间，缩短了交往时间，但也疏离了人与人的亲情关系。电话里面的一声问候取代了登门拜访，电子邮件取代了信件，也就使人失去了对“笔迹”的情感体验。信息时代的人被信息与信息手段所物化，现代的交往方式不仅使人失去其自然本质，成为老死相往来的“物”，也在潜意识中成为信息拜物教的奴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过，一件人造的物品，一件商品可能显得“很微不足道，很容易理解”，但“在现实中，它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东西，它会增添很多形而上的微妙和理论的精致”。因为它包含了劳动，劳动使它成为社会的产品，这使它呈现出一种远远超越其使用价值的超验性质。它完全被一种虚假的神秘所围绕。在我们的社会中特别不只是物品：我们在潜意识中赋予它们以意义。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这种对商品的虚假意识是我们疏远或异化于这个世界的原因之一。同样，现代社会的公共交往形成由信息传播手段或大众传媒所支配的公共话语，虽然在表面上人的个人行为较传统社会有着更大的自由，有着更多的选择机会与权力，而在潜意识中更多地受着传媒文化的支配，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受着时尚的支配，而时尚正是由传媒带来的。安迪•沃霍尔以玛丽莲•梦露的形象为作品，他说：“任何人都可以在15分钟内成名。”言下之意明显不过是传媒的产物。信息社会公开或隐蔽的公共话语在意识中与潜意识中支配着人们的社会交往。

　    如果我们把艺术视为特殊的社会交往手段的话，它同样不可避免地受公共话语的制约，但这个过程比大众文化转换为公共话语要缓慢得多。大众文化以一定的传播手段为依托，虽然在19世纪末的欧美出现了以城市中产阶级和下层社会为消费对象的大众文化，但这种通俗文化的方式还主要体现在中产阶级的沙龙和郊游，下层社会的酒吧和歌舞表演，这实际上还只是一种都市的“民间文化”。到20世纪30年代，大众文化问题才浮出水面，与此相适应的是电影、无线广播、商业广告、发达的印刷业等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文化消费方式，以及电报、电话、新闻等对人的日常生活的影响。尽管以精英文化自居的传统学院艺术与前卫艺术都拒绝大众文化，这种拒绝说明大众文化还没有强大到有足够的传播手段为依托，但大众文化正在成为现代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50年代以后，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化的信息时代，尤其是远程电讯与图像传播的超量发展，社会很快被大众文化所淹没，波普艺术应运而生，就是这种文化的反映。波普艺术也在80年代中期影响到中国，但主要是作为一种前卫艺术的样式，而不是从中国的现实生活中产生的。整个90年代是中国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尽管我们很难在有限的篇幅中描述公共话语在这个复杂而又快速的变化中的形成过程，但可以通过艺术中的视觉语言的变化来作一简单的概括。

　   如果说西方社会是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工业化进程或现代主义艺术的革命才进入大众文化时代的话，那么中国则是在短短十年内感受到信息时代的冲击，在迅速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对于美术界来说，观念上的巨大震撼是85运动，但85运动只是观念上的革命，是西方现代艺术的文本在中国的变体，并不是中国艺术家，即使是青年艺术家从自身生活经验中生发出来的视觉语言。因此，在89以后，前卫艺术的退潮就是一种合理的现象。“新生代”的出现意味着艺术向生活与现实经验的回归。但这时的现实已不再是80年代的集体主义时代，而是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前夜，新生代所反映的正是不同于80年代的理想主义价值的现实的个人价值。因此，新生代的实质是一种现实主义。如果从风格类型上说，他们更接近学院的表现主义，这不仅因为他们选择了自己的形式，尽管这种选择受他们的学院教育的限制，还因为他们真实地表现了他们的生存状态和思想方式。另一方面，新生代作为一种风格并没有向现实的深度发展，而很快成为一种新学院的样式。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另一种风格在发展，这就是波普画风。如果说，新生代是前卫艺术向现实的退却的话，波普画风则是从对西方现代艺术的抄袭到向现实生活的转移，也可以说是波普风格的本土化。本土化的前提首先是大众文化的视觉资源，也就在90年代初以来，大众文化逐渐成为中国大中城市的主流文化，在视觉文化领域中，传媒图像与商业图像逐渐占据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视觉空间。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人在一天生活中所涉及到的视觉图像。早上起来所穿的服装可能是受时尚影响的时装，走到街上看到的是现代建筑和商业广告，上班时可能是操作电脑；下班后在书摊上买份报纸，看到的是花花绿绿的流行杂志，回到家后一晚上可能都在电视机前度过。这个流程似乎说明传媒图像与商业图像终将影响现代人的社会视觉“思维定势”，它们将作为一种公共话语成为人们传递或交流视觉文化信息的有效手段。这种公共话语在艺术上的表现会产生两种可能性，其一是艺术的创作者本身是现代图像的产儿，不管他是否在美术学院受过专业（学院）训练，现代社会提供给他的视觉经验远远超过学院的训练，当他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创作艺术时，这种经验会以各种方式影响他的创作思维，他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公共话语”状态；事实上，在青年艺术家的绘画中反映出来的平面化与图像化，正是这种公共话语的作用。其二是艺术的接受者同时也是公共话语的接受者与使用者，绘画的图像化实际上也是公众趣味的间接反映。

　    图像化的趋势在绘画上的表现越来越明显，而同样反映都市生活的“新生代”表现主义则日益学院化。这涉及一个绘画上的理论问题，什么是真实的自我？在用视觉语言来表现自我时，在语言的框架下自我与公共话语构成什么样的关系？我们面对的现实是，绝对的自我表现，亦即凡高、蒙克式的表现，正在成为历史，在自我的表现又有几成比例呢？更何况，人是环境的产品，当人在图像时代生存时，他自身也图像化了。

　　《北方美术》1999年第1期